艺术形象的创造，牵涉到形似与神似的关系问题和客体（物）与主体（我）的关系问题。究竟是以神似寄寓于形似之中以形写神，还是以神似凌驾于形似之上甚或游离于形似之外，不求形似？是以主体寄寓于客体之中物我交融，还是以主体凌驾于客体之上甚或游离于客体之外，唯我独尊？晋唐宋元画家的创作，所追求的是形神兼备、物我交融。

　　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，物质第一性，精神第二性，形似是神似的基础，客体是主体的前提，达到了形似不一定就意味着达到神似，把握了客体不一定就意味着把握主体，但神似和主体，在艺术的形象创造中不可能是空中楼阁，没有形似，没有客体，又何来神似，何来主体呢？

　　顾恺之论画，强调的是“传神写照”，是“迁想妙得”，也就是要求传写出客观对象的“神”，迁融入主体情感的“想”。而“传神写照”、“迁想妙得”的前提，正是对于客观对象“形”的既有取舍、又有重点的真实描绘：“写自颈以上，若长短、刚软、深浅、广狭与点睛之节，上下、大小、浓薄有一毫小失，则神气与之俱变矣！”

　　阎立本的《步辇图》，论形象的客观性，唐太宗的气宇堂堂，禄东赞的一心向化，典礼官吏的深稳，扶辇侍女的秀美，无不形神兼备；而论物我的交融，在如此真实而生动的形象描绘中，不正蕴涵了画家主体对于国家统一、民族和睦的由衷热情？此外如宋人的山水、花鸟，北方山水的刚斫，南方山水的温润；全景风光的壮阔，边角风光的细腻，禁苑花鸟的富丽，江湖花鸟的清逸，亦无不是形神兼备，物我交融的铭心绝品，使人观此画而如见此景，而真可即其处者。

　　苏轼有两句诗云：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”论者每以为它的本意是强调神似，不要形似，强调主观，不要客体。其实，这两句诗是对邹陵王主簿写生逼真的折枝花的赞辞，它的本意，怎会是倡导不要形似、不要客体呢？又有人说，强调形神兼备和物我交融，在照相术发明之前有它的价值，而在照相术发明之后，就没有它的意义；真正的绘画艺术，应该舍形而取神，舍物而取我，应该是“表现”性的而不应该是“再现”性的，所以，宋画不过是“匠画”而不是“真艺术”。但试问：摩托车发明之后，奥运会的长跑项目岂不成为毫无必要？

　　晋唐宋元画不可企及的高华，论意境在于“和为贵”，论形象的塑造，正在于“形神兼备，物我交融”。